新的观点，在熊彼特的观点，要作为创新活动的组织者，必须要跟银行搞好关系，跟银行搞好关系才能融到资，能够融到资才能有创新。

中国的发展到了十八大以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厉以宁表示，据调查，目前城归已经占到4000万外出农民工的四分之一。

我们可以讲，今后若干年，中国经济怎么样，我们现在很难预料，但是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消费观念在变，不是现在的消费观念了。但是户口问题没有变，所以在城里工作很多年，就开始发生了一种情况，这人融入不了城市社会。从中国70年代承包制开始以后，怎么会发生变化呢？这个变化在承包制以后，特别是在十八大开始之前，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农民工的供应赶不上需求了。一直在按经济发展的规律在走。旅游人多，人多要吃饭，汽车要停车场，旅游人多，汽车得修理、洗刷，全是小店铺，是谁干的？是在外面打工回来的人干的。

上海这些技工们都是外来的民工，就觉得这个好啊，就开始动摇了。然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会不断发生一些问题，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譬如在欧洲，在西欧国家，西欧国家农民进城了，但是，没有城乡二元户口制度，他进城以后，他妻子也就进城了，他生的小孩一起就带来了。不但做面包，还做鸡蛋糕，于是这个风气就变了，小孩过生日要订蛋糕，老人过生日也要订蛋糕，自己家里有什么事也定蛋糕，面包也是一个销路，面包房谁开的，城归开的。

概念是100年前的概念了，创新是对的，但是现在的创新和熊彼特提的创新概念不一回事。但这些人不能够在城市里过着收入好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妇女没工作，当时需要的工人都是重体力劳动的，采矿、机械那些的，他没有。回去有什么事情干？有手艺啊，在外面学了手艺了。厉以宁指出，外国人在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旧的人口红利没有了，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

另外，进了城了，他也是朋友多。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在变化，经济在变化，需要的劳动力应该是有质量的劳动力，单纯的出工劳动力，供给是越来越少，这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怎么办？就开始出现了怎么样把技工留在本地的问题。

那个地方都吃米饭的，也没有吃馒头，更谈不到吃面包，这次去，街上很多地方，面包房就出来了。新的观点，在熊彼特的观点，要作为创新活动的组织者，必须要跟银行搞好关系，跟银行搞好关系才能融到资，能够融到资才能有创新。我们在嘉兴平湖市看到的各村镇，全是四层楼的房子，我们就问了，有这么多人住吗？这么大房子，我一层租给外地来做生意的人开店用，二层给他们住，我们家住三层、四层就够了。现在能够这么说吗？现在人家会说，关键在思路的改变，思路不改变，失败就永远是失败。

这都是中国现在的变化。于是，它就发展起来林业，种茶，富硒茶。所以，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从前人老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当然和过去的经验也有道理。

在一百年前他那个时代，工业化刚开始，现在呢？现在笑笑而已，怎么可能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信息的重新组合，首先是信息。在外头打工了这么多年，他觉得天天在外面给人家打工，老婆也分居，孩子也没人管，家里老人没人照顾，一听说家里需要劳动力，种树，回来了，不干了。

为什么会缩短这么多呢？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就开始考虑了，种田的好好种，因为这个土地是我的财产，我一定不要辜负这个土地，家庭农场就发展起来了。浙江就派人到上海去挖人，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给你解决户口问题。

但是这多少年了？100年了。你的年龄，你到上海来的工龄，你的技术水平，你得过什么奖，受过什么表扬没有，把这些分数加起来，分数够了，现在就解决全家人留在上海，分数还不够，就跟他做工作，你再等两年，你再得个什么奖就加快了。茶树需要劳动力，茶树又不要施化肥，又不要打农药，这种变化就开始了，这就是城归。农村经济活力提升的同时催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城归。他们明确讲，这个学习班是为农场主的第二代培养，第二代现在年纪也渐渐大起来了，将来要接老子的班，他如果没有农业基础，接什么班啊？他们都在学习。所以，在它的工业化过程中，就必须解决怎么让妇女就业的问题。

人力资本的革命，实际上为中国下一步创新做准备。缝纫机发明以后，这个时候，一些服装厂就开始建立起来，他们招收的只有少数男工，男工是修机器或者是运输等方面的，主要工作的是妇女。

还有，我们在贵州毕节考察看到的解决债务拖累，把利率降下来当然是首当其冲的。

当然，对于经济体而言，来自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大大小小的冲击总是不断。其实，对于落后的经济体而言，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之所以会符合收敛规律，就是因为人口红利会随着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而减退。

很多经济学家用来支持中国经济当前降速现象的基本证据之一，来自人口结构的转变和劳动力增长的减慢。近年增长率徘徊在7%左右，为什么会被更多人视作新常态的标志呢？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连续两年的中低速增长是在中国政府维持较大信贷刺激的情况下实现的。宏观调控之后，GDP的增长率虽然应声回落，但政府并没有承认、也没有及时着手处置因调控而产生的不良债务，使得如此庞大的债务和派生的利息得以不断滚动。而商业性融资成本持续上升，对于有效需求受到抑制的中国经济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那么，如果潜在增长率短期里没有大幅度的下降，中国经济这两年实现的增长率为什么这么低？既然信贷和全社会融资的增长率并不低，那为什么GDP的增长率就不能更高？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从信贷扩张与GDP增长的脱节这一现象入手。从目前大多数专业人士和中国政府智囊的言论来看，这个7%左右、甚至更低的增长率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看上去前几年的信贷增长并不慢，但GDP的增速却不改下降的趋势，于是人们总是好奇地发问：钱到底去哪了？简单地说，钱去滚动债务去了。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产出增长率这几年连续降速已是不争现象，特别2012年以来，GDP增长率连续在7.5%左右徘徊。

结果就是，在GDP增长率显著下降的背景下，依有巨大的流动性需求以确保债务链条不至于断裂。因此，人们觉得大概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进入中低速增长的阶段。

不仅如此，一旦债务规模达到一定的阈值，银行就会开始改变策略，全面惜贷，不再愿意再为债务人提供贷款，于是来自债务人方面的大量的流动性需求不得不转向影子银行，并因此不断推高影子银行的实际利率。中国经济从超常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是自然的和必然的，而且认真研究东亚经济上世纪60-90年代的增长轨迹和结构变化的趋势，就会懂得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持续10年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中国经济这几年的增长降速，是否真是潜在增长率骤降的结果？我深表怀疑，也没有看到显而易见的证据。除了外部冲击之外，对于三年前还能围绕10%的平均增长率实现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潜在增长率突然降至现在水平的原因，显然也不可能来自那些结构性的因素。

各类债务和每年因债务而产生的利息依然在滚动中。而悲观论者之所以悲观，无非是把这个非常态当成了新常态。

看上去宏观调控成功了，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虽然项目叫停了，隐含的债务增长并没有停止。未来10年中高速的增长是可能的，因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还很高，毕竟中国经济还没有完成劳动生产率水平向高收入国家收敛的过程，也没有完成经济结构现代化的转变。

但当前的经济因为债务拖累、更因为没有及时处置债务而变得无法回到正常的增长轨道。用于核销债务的钱可以通过中央政府发行债券来筹得（最近的好消息是，财政部巧妙地设计出一种债务置换的方案，把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的债权置换为商业银行或央行购买的地方债券，只是置换的存量还不够大）。